我敬重袁隆平，因為我敬重所有“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
以下文章來源于海邊的西塞羅 ，作者小西cicero
我像一個孩子，在海邊玩耍。拾起那些美麗的貝殼，拿給你看。然而，真理的大海，永遠在你我眼前展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l 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ID l yujianshijie1988
文 l 西塞羅
一個寬容、自由、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輿論和學術氛圍，才是對袁老最好的紀念和告慰。
袁隆平先生去世了，昨天網上鋪天蓋地的都是悼念他的文章，有朋友問我：小西，你是不是也會寫一下這個話題？
其實我本來是不想寫的，真正偉大的人物，歷史自會授予他冠冕。我想袁先生這樣的偉大科學家，歷史早已為他備好了恰如其分的輝煌冠冕，在這冠冕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淺白的表述，都是蒼白無力的。我覺得我自己適時藏拙，也不失為一種明智。
但今天早上，在看了很多相關爭論之后，我覺得我有必要不揣冒昧的寫幾個字：袁隆平先生的偉大在何處？我說說我自己的看法。
01
可能是因為贊譽的聲音實在太多，有不少人相應的提出反思，認為袁隆平先生主導研發(fā)的雜交水稻對解決中國糧食問題并沒有某些文章所言的那樣夸張，中國依然是糧食進口國，解決糧食自主問題任重道遠。
還有一些科學業(yè)內人士指出，當今的科學研究，其實是一種團隊化的“集體作戰(zhàn)”，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過度將雜交水稻的功勛和贊譽只授予某一個人，可能有欠妥當。
我對生物和農業(yè)并不懂行，不知道這些質疑在專業(yè)上是否站得住腳。但我覺得單從歷史觀的角度來看，這種反思有他們的道理。
自周代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高度世俗化的民族，我們沒有其他民族那樣的“神明崇拜”，但相應的發(fā)展出了一套“圣人崇拜”，我們習慣于將一個偉人的事跡不斷夸大、堆高，甚至把同時代其他一些成就也穿鑿附會的加到這一個人的頭上。
胡適先生曾經形象的說，我們的歷史就是在不斷制造這種“箭垛式人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黃帝，我至今都不相信，如車輪、漁網、船舶、弓箭、號角、鐘、鼎、鏡子等等等等那么多發(fā)明，竟然都是他一個人搞出來的。
但史書上就喜歡這樣寫，搞得好像同時代的其他華夏勞動人民都是弱智和傻瓜一樣。
這種敘事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服從“圣人”的領導和統(tǒng)治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給后世帝王“代天牧民”提供了方便。
而類似的思維，在當下對袁隆平先生的紀念中不得不說也有點苗頭。
比如昨天我看到很多刷屏的感謝語都在說：“感謝袁隆平讓我們吃飽了飯?！?/span>
這樣的說法作為一句夸張的玩笑話則可，要拿來當正經話說，我就覺得有點太過。袁先生本人在生前就明確表示過不接受這種過譽，現(xiàn)在人剛死，就拿這話來捧殺他，是不妥的。
天生萬物以養(yǎng)人，一個人，只要他愿意付出體力或智慧去勞動，“吃飽飯”就應當是他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尤其是時間進入現(xiàn)代以來，全世界那些大規(guī)模的讓人吃不飽飯的饑荒事件，20世紀20年代的烏克蘭和80年代的索馬里，絕大多數(shù)都是人禍、而非天災。
一個生活在正?，F(xiàn)代社會的人，不應該卑賤到為“能吃飽飯”而感謝任何人。
誠然，袁隆平先生的研究讓我們中國人能更輕松的達成了這一點，這已經非常偉大了。
但我覺得，身為科學家的他不會喜歡被描繪的如同廟里的神祗一樣，成為一尊接受跪拜的“農神”。
因為這種奴性的“感恩”，一定是不符合他的科學審美。
02
但，雖然這些反思是正確的，我依然認為袁隆平先生是個偉大、值得被敬重和紀念的人。因為他身上有一種當代中國人特別值得學習的精神：他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我曾經看過人物雜志對袁隆平先生的一個專訪，袁先生在專訪中直言自己“不懂政治”，在某個特殊年代，曾經多次因為“亂說話”而招來殺身之禍。
1966年時，他因為一個“錯誤發(fā)言”幾乎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幸虧他同年寫出的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引起了中科院領導重視，才把他保了下來。
在之后的多年里，袁隆平一直遠離現(xiàn)實兩派斗爭，一心一意搞他的研究。他說：“當時各單位兩派都斗的厲害，我們（他的團隊）不參與斗爭，正好可以專心搞雜交水稻?！?/span>
我覺得這段話里，就透著他之所以能人生成功并造福世界的關鍵——當其他人都把精力都投注于“人整人，人斗人”的政治斗爭時，只有那些真正熱愛學術、熱愛人類的實干者，才會不計成敗利鈍的埋頭苦干。
而這種做法在當時看來肯定是很傻、甚至很危險的：苦哈哈的到地頭去做研究，顯然沒有“緊跟形勢”能給自己帶來的現(xiàn)實利益大。袁先生和他的同事們能夠塌下心來、在那樣的時代安心做研究，說明他們是一心琢磨事，不琢磨人的實干者。而正是這群人，最終在上世紀70年代末，搞出了高產雜交水稻。
他們以及那些同樣不計成敗利鈍甚至自身安危，在那個年代堅守事業(yè)的人，才是真正的“最美逆行者”，是我們這個國家可以從苦難中走出，重新振作，走上復興之路的民族脊梁。
03
王立群教授在解讀《史記》時有過一個有趣的論斷，他把人分為三類：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人；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
然后基于《史記》，王教授打趣的說：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人肯定是小人；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可以成為偉人。而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經常活不下去，只能當死人。
這個論斷非常精準，但梳理了袁先生的生平后，我在想，一個讓“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走投無路的社會，其實是病態(tài)的。因為它最終會讓那些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扭曲、裂變，也被迫成為小人或死人。
袁老生前從不諱言，他大學時代曾基于“李森科理論”搞過一段錯誤的研究，但后來，實事求是的他發(fā)現(xiàn)這種研究不靠譜，就果斷的放棄了這個方向，重新回到了基于孟德爾遺傳學的研究軌道上來?！@種學術上的轉變，奠定了他后來的成就基礎，但在當時居然是要冒一定政治風險的。
這就要說到蘇聯(lián)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李森科事件”了。那是一場人類科學史上“琢磨人”也“折磨人”的浩劫。
李森科這個人，原來是個蘇聯(lián)育種站的技術員，他早年其實有點王立群先生所說的“又琢磨人、又琢磨事的人”的氣質。可惜，他把事情琢磨歪了：
1929年，他的父親偶然發(fā)現(xiàn)，在雪地里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聽老爹這么一說，就瞎琢磨開了：這個小麥為什么凍上一凍，就能提前成熟了呢？嗯，肯定是因為它們經受環(huán)境考驗后發(fā)生了進化！這個技術可以推廣么！
于是他就搞出了所謂“李森科春化處理育種法”，上報給了蘇聯(lián)農科院。
有一點生物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李森科這套說法的背后，其實就是典型的“獲得性遺傳”理論，即認為生物可以依靠外部環(huán)境主動地改變自身的遺傳性狀。
而這種理論其實早在19世紀末，就在達爾文和孟德爾兩位大咖的聯(lián)手打擊下從生物學退場了。打個比方，如果說達爾文是生物學界的哥白尼，孟德爾就是伽利略，而“獲得性遺傳”理論，就是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地心說。
20世紀初的蘇聯(lián)農科院學者們的水平可真不白給，人家都是與國際一流學界接軌、有高深學術素養(yǎng)的學者。看到李森科這種民科文章頓時就笑噴了。還編各種段子揶揄他，其中最搞笑的一個是這么說的：
李森科有一次作報告，大講了一番廢退用進的理論。
臺下一位科學家故作外行，“請教”李森科：李老師，你是不是想說，在生物進化中，沒有用的器官就會被淘汰，而有用的才會被留下來。
李森科回答：嗯嗯，對啊對啊，就是這樣。
該科學家一拍桌子：很好、很好！那您給我解釋一下吧：處女膜是怎么留下來的？
科學家會釣魚，李森科擋不住。于是這小子只好另辟蹊徑，開始琢磨起了怎么整人。
當時正趕上斯大林的大肅反時期，于是李森科就寫信給“慈父”檢舉揭發(fā)他的同僚們。
善于琢磨人的李森科一下子就猜透了斯大林急于確立領導權威的心思，他說：蘇聯(lián)科學界現(xiàn)在存在一群fd學術權威，把西方腐朽的基因理論奉為圭臬，壓制我這種響應您號召、基于無產階級科學理論搞科研創(chuàng)新的人，您可得為我做主啊……
當時斯大林在蘇聯(lián)號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全才”，但這位偉大領袖的生物學知識儲備……應該還停留在胎教肄業(yè)的水平。
看到李森科這封檢舉信之后，老大哥不知道是真被這小子忽悠住了，還是就是想借機整人。居然決定鼎力支持李森科的觀點。
于是一場學術界的滔天巨禍在全蘇聯(lián)境內展開，克格勃的秘密警察有權逮捕所有敢于反對李森科觀點的人，有些學界泰斗甚至因為與李森科結仇被判處極刑?？蒲袡C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
有資料說，全蘇聯(lián)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二戰(zhàn)之后，李森科事件的惡劣影響，還隨著蘇聯(lián)的影響力，波及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比琢磨事更善于琢磨人的李森科，至此獲得大勝。成為全蘇聯(lián)乃至全社會主義陣營的“科學明星”，但科學卻慘敗了。
整個蘇聯(lián)以及受其控制的東歐的生物遺傳學學術水平退回到十九世紀末，當同時代西方遺傳技術基于基因理論突飛猛進的時候，蘇聯(lián)和東歐的學者們卻被逼著基于錯誤理論在做無用功。
而且蘇聯(lián)的這種蠻干一直持續(xù)到1964年。
因為相比琢磨事兒，李森科這小子實在太會“琢磨人”了。斯大林死后，他又成功忽悠住了烏克蘭放豬出身的赫魯曉夫支持他的理論，直到赫魯曉夫下臺，這場風波才停止。但無可估量的損失已經造成了，時至今日，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的農業(yè)育種技術之所以全面落后于西方，就是拜這場浩劫所賜。
相比之下，我們國家受那次風波的影響是相對較小的，這其中當然有同時代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但也有袁老和比他更前輩的學者們頂住壓力、默默堅持真理的功勞。
04
是的，回首袁隆平先生的一生，我們得說老先生遇到了很多偶然：
在研究初期，他幸運的碰到了李森科主義因中蘇關系走冷而在我國出現(xiàn)松動，他得以及時將研究方向拉回了正軌。而到了某個特殊時代，他又因為一篇論文受到重視，較少受到沖擊，得以專心搞自己的學術……
這對于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袁老來說，就是幸運。
而對我們這個民族來說，他的幸運也是我們的幸運。
而在未來，中國人該做的，就是要將這種幸運常態(tài)化。讓袁老這樣的人不要再只依靠僥幸和偶然才能繼續(xù)安心的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在學術圈，在輿論場，讓我們只就事論事的談問題，不要動輒就搞“你這么說是什么目的？”“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的誅心之論。
一個社會唯有保持這樣的風氣，才能讓李森科那樣的學術混蛋少點、再少點，而讓袁隆平先生這樣“不懂政治”的實干者多些、再多些。
也是基于這份考量，我十分反感眼下有些公號借著袁先生的去世對其他人亂扣帽子。甚至把這位偉大科學家的死，又引導為一場中國輿論場上的左右之爭。
如前所言，這樣的行為，就是袁老所厭惡的那種邏輯的延續(xù)，這樣的文章是對他的一種褻瀆。
讓我們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少上綱上線，少搞人身攻擊。
最重要的是，對觀點不同的探討和理論，我們需要包容。
我相信，一個寬容、就事論事、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輿論和學術氛圍，將是對袁老最好的告慰。
因為這片土地上，需要他那種精神的后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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